第285章 见闻(结)（2 / 3）
“多谢解惑，我明白了。”荣益仁抬手拱了拱说道。
通过与方叶的交谈,荣益仁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,国家对于苏联的那套模式,其实并不是完全认同,只不过基于政权初建,缺乏国家管理的能力，如此之下才被迫采用,而国家真正要搞的可能是另—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体制,而这种体制目前就在两个示范县进行探索。
苏联内部的体制究竟出了哪些问题,对此荣益仁并不了解,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反馈看出来,比如苏联控制下的东德。
1947年时,东德的工业生产总值是高于西德的,但是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,苏联开始在东德推行苏联模式之后，东德的社会各项水平开始快速的下降,1953年更是发生了全国大罢工事件，而苏联人采取的手段更加反应了其治理水准。
苏联和民主德国政府不是奔着解决问题而去,而是直接采用军队镇压,将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,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流血事件,从此以后逃往西德,变成为了东德人民热衷的选择。
东德出现的一系列问题,都与苏联脱不开关系，首先便是东德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社会,而苏联在东德依旧搞苏联那套重工业建设思路,东德在苏联的模式下，强行发展重工业。
苏联一边让东德搞重复建设，一边又要求东德赔偿战败赔款，东德政府好不容易存下的一点家底,瞬间被败得干干净净,而为了搞更多的钱,最后东德政府便将手伸向了工人阶级,降低他们的福利,延长劳动时间,还搞了劳动定额制度，增加工人们的工作量。
一个原本正常的社会，在苏联的一番操作之下，直接搞得危机四伏，隐患重重，苏联只想推行自己的那套模式,或者说基于北约的强大压力,它在通过牺牲民主德国人民的未来，从而满足本国抵抗北约的需要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苏联本质上采取的是自私自利的霸权策略。
相比起东德,其实苏联模式在中国反而更有用处一些,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因为现下的中国与当初完成十月革命的苏维埃差不多，都是一个农业高于工业的社会，而这也是中国现下为什么采取苏联模式的原因。
苏联通过农业剪刀叉来发展工业,我们学习了;苏联人搞集体农庄，我们搞公社化;苏联人搞计划经济,我们也搞计划经济;苏联人先发展重工业，我们也是这样做的,所以最终苏联曾经出发的一些问题,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了。
三年自然灾害怎么来的,它与当年乌克兰大饥荒如出一辙,就是集体农庄搞得太快,农业生产关系改变之后，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,还强行搞‘余粮征集制’造成的,只是这个余粮征集制，在我们这里换了一个说法,叫统购统销,而在此基础之上,还加了‘爱国捐’和‘赋加税’等其它支出。q q 书群7408 171 5 0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,最终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,粮食生产随即出现了问题,而在我们这里，这一过程之中，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,一直以来,就对这种搞法有意见，他在快速公社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之后，便认为这是一种‘冒进’。
最高领袖则不是这样看,他是从全局的高度进行的把控,认为通过学习苏联的方式,快速推进公社化，集中全国粮食，用以快速发展重工业,为工业打下基础,而这个过程之中,牺牲是必不可免的,但暂时的牺牲总比长久的好,他认为有了工业，到时再来反哺农业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。
一个认为太快，要反冒进，一个认为还是太慢了，要反反冒进，最终演变成了针锋相对。
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从1952年推行农村互助合作出现了问题之后,至1953年春,农民出现了消极情绪,邓子辉从实际出发，及时调整，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但在这个过程之中，邓子辉将一些合作社给解散了，认为应当稳步发展,最后被最高领袖否决。
1954年春，全国闹起了粮荒,倒不是农业生产出现了什么问题,而是由于征粮过头导致，一时间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,老百姓发现自己明明种出了许多粮食,但是却没有粮食吃，愤怒的农民开始杀牲口、滥砍林木,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。
1955年初,邓子辉再度上书,向少其汇报,而后又向总理汇报,说明了农村地区的紧张形势,认为应当严格控制，先巩固再发展,再他的正确建议下,问题再次得到了解决,农村开始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
然而好景不长,四月份,最高领袖到南方考察，他感到在外地看到的情况与邓子辉汇报的不同,于是便认为，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，消极只是很小一部分，他还认为‘所谓缺粮,大部分都是虚假的,是地主、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器’，是‘资产阶级借口粮食向我们进攻’。与农村工作部‘发谣风’。
五月初,最高领袖警告邓子辉,不要再犯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,否则又要作检讨,不过邓子辉并没有引起重视，在随后的汇报中,两人再次因为是发展100万个,还是130万个公社产生了争论,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,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。
七月份的会议上,邓子辉、谭振林、邓晓平与会,最高领袖批评说‘邓子辉的思想很顽固,要用大炮轰’，这预示着对他的大批判即将到来。随即最高领袖提示,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,这个会要干什么不言而预。
邓与最高领袖针锋相对,传得沸沸扬扬，而两人都很固执，邓的妻子陈蓝对他说‘你就不能不说真话，或者少说真话?’邓则回答‘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。’他认为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,自己必须将真实情况汇报给中央。
7月31日，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,最高领袖当众批评说‘某些同志是小脚女人’，邓子辉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,他只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,而会后便找少其去解释，说对合作社控制发展、全面巩固，当初是书记处做的决定，而少其则让他要正确对待批评。
两个性格坚定、原则性强而又固执的人碰到了一起,谁也不肯退让,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,七月最后一日的批评仅仅是开始,八月份才是真正的大批判，此后邓子辉便靠边站了,现下此事有待发生,暂且不表。
但已经在发生的仍旧发生了,由于对邓子辉的大批判，使得各个部门，没有人再敢‘稳步前进’，这为接下来的‘反反冒进’和‘大跃进’作了前题铺垫,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，其实都有着一个过程，它不是突然出现的。
并且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就最高领袖从全局战略高度来看，国家要完成工业化，基于现有条件,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暂时的牺牲农民利益,这是没有办法的,再他看来,快一点,再快一点，将来农民就能快点结束这种痛苦。
可是从事具体工作的部门，则是从实际工作出现的情况出发，认为要稳步前进,要慢—点,不能过急,所以这是战略决策与实际执行过程之中的矛盾，双方都在为国家为人民考虑，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，只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,并不能真正的理解战略决策者思维,从而造成了后来的一切。
其实就最高领袖个人而言，他本人并不愿意，去插手具体的工作,他更愿意当一个战略规划师,他想像斯大林那样,制订好战略，然后下面的人便努力去执行,最终完成他的构想。
只是事情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,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殊性格，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儒家文化的那种‘士大夫精神’，从某些方面来看,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,对于‘不正确’的方面,总是有人会拼着脑袋指出来,这与苏联的那种政治生态又是不同的。
不难看出,邓子辉具有着—种‘士大夫精神’的特质,他面对认定的‘不正确’，就是采取了这种刚到底的精神,他完全没有意识到,这是在挑战领袖的权威，从政治层面上来讲，他是在犯错误。
如果从方叶的角度看来,他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些同志,都有着一种崇高的敬意,因为他们还有这种特质,只是到了后来,这些特质基本消失不见了，权力阶层中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趋炎赴势之徒,上面说什么都对，至于干成啥样,他们才不管。
威权时代有其优点,那就是一个声音说话,决策系于一人，能够快速的推进工作,而缺点也很明显，正确的则会加快进步,而错误的则将可能毁于一旦。然而威权时代又是必不可少的,特别是政权初建的阶段,声音太多太杂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,最终必然会加速权力分化。 ↑返回顶部↑
通过与方叶的交谈,荣益仁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,国家对于苏联的那套模式,其实并不是完全认同,只不过基于政权初建,缺乏国家管理的能力，如此之下才被迫采用,而国家真正要搞的可能是另—种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体制,而这种体制目前就在两个示范县进行探索。
苏联内部的体制究竟出了哪些问题,对此荣益仁并不了解,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反馈看出来,比如苏联控制下的东德。
1947年时,东德的工业生产总值是高于西德的,但是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,苏联开始在东德推行苏联模式之后，东德的社会各项水平开始快速的下降,1953年更是发生了全国大罢工事件，而苏联人采取的手段更加反应了其治理水准。
苏联和民主德国政府不是奔着解决问题而去,而是直接采用军队镇压,将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,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流血事件,从此以后逃往西德,变成为了东德人民热衷的选择。
东德出现的一系列问题,都与苏联脱不开关系，首先便是东德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社会,而苏联在东德依旧搞苏联那套重工业建设思路,东德在苏联的模式下，强行发展重工业。
苏联一边让东德搞重复建设，一边又要求东德赔偿战败赔款，东德政府好不容易存下的一点家底,瞬间被败得干干净净,而为了搞更多的钱,最后东德政府便将手伸向了工人阶级,降低他们的福利,延长劳动时间,还搞了劳动定额制度，增加工人们的工作量。
一个原本正常的社会，在苏联的一番操作之下，直接搞得危机四伏，隐患重重，苏联只想推行自己的那套模式,或者说基于北约的强大压力,它在通过牺牲民主德国人民的未来，从而满足本国抵抗北约的需要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苏联本质上采取的是自私自利的霸权策略。
相比起东德,其实苏联模式在中国反而更有用处一些,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因为现下的中国与当初完成十月革命的苏维埃差不多，都是一个农业高于工业的社会，而这也是中国现下为什么采取苏联模式的原因。
苏联通过农业剪刀叉来发展工业,我们学习了;苏联人搞集体农庄，我们搞公社化;苏联人搞计划经济,我们也搞计划经济;苏联人先发展重工业，我们也是这样做的,所以最终苏联曾经出发的一些问题,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了。
三年自然灾害怎么来的,它与当年乌克兰大饥荒如出一辙,就是集体农庄搞得太快,农业生产关系改变之后，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,还强行搞‘余粮征集制’造成的,只是这个余粮征集制，在我们这里换了一个说法,叫统购统销,而在此基础之上,还加了‘爱国捐’和‘赋加税’等其它支出。q q 书群7408 171 5 0农业生产力没有跟上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,最终造成了生产力被破坏,粮食生产随即出现了问题,而在我们这里，这一过程之中，农村工作部的邓子辉,一直以来,就对这种搞法有意见，他在快速公社化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之后，便认为这是一种‘冒进’。
最高领袖则不是这样看,他是从全局的高度进行的把控,认为通过学习苏联的方式,快速推进公社化，集中全国粮食，用以快速发展重工业,为工业打下基础,而这个过程之中,牺牲是必不可免的,但暂时的牺牲总比长久的好,他认为有了工业，到时再来反哺农业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。
一个认为太快，要反冒进，一个认为还是太慢了，要反反冒进，最终演变成了针锋相对。
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从1952年推行农村互助合作出现了问题之后,至1953年春,农民出现了消极情绪,邓子辉从实际出发，及时调整，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但在这个过程之中，邓子辉将一些合作社给解散了，认为应当稳步发展,最后被最高领袖否决。
1954年春，全国闹起了粮荒,倒不是农业生产出现了什么问题,而是由于征粮过头导致，一时间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,老百姓发现自己明明种出了许多粮食,但是却没有粮食吃，愤怒的农民开始杀牲口、滥砍林木,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。
1955年初,邓子辉再度上书,向少其汇报,而后又向总理汇报,说明了农村地区的紧张形势,认为应当严格控制，先巩固再发展,再他的正确建议下,问题再次得到了解决,农村开始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
然而好景不长,四月份,最高领袖到南方考察，他感到在外地看到的情况与邓子辉汇报的不同,于是便认为，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，消极只是很小一部分，他还认为‘所谓缺粮,大部分都是虚假的,是地主、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器’，是‘资产阶级借口粮食向我们进攻’。与农村工作部‘发谣风’。
五月初,最高领袖警告邓子辉,不要再犯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,否则又要作检讨,不过邓子辉并没有引起重视，在随后的汇报中,两人再次因为是发展100万个,还是130万个公社产生了争论,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,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。
七月份的会议上,邓子辉、谭振林、邓晓平与会,最高领袖批评说‘邓子辉的思想很顽固,要用大炮轰’，这预示着对他的大批判即将到来。随即最高领袖提示,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,这个会要干什么不言而预。
邓与最高领袖针锋相对,传得沸沸扬扬，而两人都很固执，邓的妻子陈蓝对他说‘你就不能不说真话，或者少说真话?’邓则回答‘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。’他认为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,自己必须将真实情况汇报给中央。
7月31日，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召开,最高领袖当众批评说‘某些同志是小脚女人’，邓子辉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,他只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,而会后便找少其去解释，说对合作社控制发展、全面巩固，当初是书记处做的决定，而少其则让他要正确对待批评。
两个性格坚定、原则性强而又固执的人碰到了一起,谁也不肯退让,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,七月最后一日的批评仅仅是开始,八月份才是真正的大批判，此后邓子辉便靠边站了,现下此事有待发生,暂且不表。
但已经在发生的仍旧发生了,由于对邓子辉的大批判，使得各个部门，没有人再敢‘稳步前进’，这为接下来的‘反反冒进’和‘大跃进’作了前题铺垫,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，其实都有着一个过程，它不是突然出现的。
并且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就最高领袖从全局战略高度来看，国家要完成工业化，基于现有条件,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暂时的牺牲农民利益,这是没有办法的,再他看来,快一点,再快一点，将来农民就能快点结束这种痛苦。
可是从事具体工作的部门，则是从实际工作出现的情况出发，认为要稳步前进,要慢—点,不能过急,所以这是战略决策与实际执行过程之中的矛盾，双方都在为国家为人民考虑，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怨，只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,并不能真正的理解战略决策者思维,从而造成了后来的一切。
其实就最高领袖个人而言，他本人并不愿意，去插手具体的工作,他更愿意当一个战略规划师,他想像斯大林那样,制订好战略，然后下面的人便努力去执行,最终完成他的构想。
只是事情并不是他想像的那样,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殊性格，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，儒家文化的那种‘士大夫精神’，从某些方面来看,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,对于‘不正确’的方面,总是有人会拼着脑袋指出来,这与苏联的那种政治生态又是不同的。
不难看出,邓子辉具有着—种‘士大夫精神’的特质,他面对认定的‘不正确’，就是采取了这种刚到底的精神,他完全没有意识到,这是在挑战领袖的权威，从政治层面上来讲，他是在犯错误。
如果从方叶的角度看来,他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些同志,都有着一种崇高的敬意,因为他们还有这种特质,只是到了后来,这些特质基本消失不见了，权力阶层中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趋炎赴势之徒,上面说什么都对，至于干成啥样,他们才不管。
威权时代有其优点,那就是一个声音说话,决策系于一人，能够快速的推进工作,而缺点也很明显，正确的则会加快进步,而错误的则将可能毁于一旦。然而威权时代又是必不可少的,特别是政权初建的阶段,声音太多太杂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,最终必然会加速权力分化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