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4章 调整（3 / 3）
小型1.5吨以下小型车，一公里五厘,从合肥到庆州，全程约130公里,收费0.65元;而卡车则按中型和大型半挂车来收，中型车一公里一分，大型挂车，一公里二分，全程最高收费2.6元。
别小看这—点费用,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，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,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,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，除去各项开支，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，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，而这还只是开始。
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，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,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，不出三两年,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，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，—天的收入将很巨大，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，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，甚至更多。
所以，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,于是方叶提议，可在安徽搞试点,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，看看收费后，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。
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，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，虽然它有些违反了‘公有制分配原则’，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，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，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。
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，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，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，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，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,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,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,也就选择了默认。
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,经过中央多轮讨论，达成了一系列决策,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,增加卡车产量、取消自行车、缝初机、录音机、收音机、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,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,个体经营者,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。
这个上限的设定，其实是为了防止‘投机倒把’，以及囤货居其,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，生产量还没有跟上，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，造成货物短缺。
在具体的限额上，如个体经营者，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,其它如针头线脑、锅碗瓢盆、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，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，国家则不加以限制，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—样有配额，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。
这一变化，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，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，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，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。
整个八月间，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,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，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,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，仅仅一个八月间，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。
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到了十月，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，不仅如此,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，更是翻了两三番。
这个变化，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,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。
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，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,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,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,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,这些人会走街串户，上门推销。
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,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，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，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，但随着货郎上门，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。
一个很简单的逻辑,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，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，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，因为价格、销售数控制等原因,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，但现下不同了，价格降了，限制少了，经营更加自由了。
就比如,假设一个挑货郎，一天卖一包缝衣针，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，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，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,比如头绳、纽扣、缝衣纱线、指刀甲、发卡等等，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,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。
当然，除此之外，国家还以安徽、江苏、江西、河南、四川五省作为试点,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，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.176元，上涨到了0.206元,别看只涨了三分钱，但一百斤就是三块，一千斤就是三十块。
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，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,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，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，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，较1959年翻了整整—番。
同时,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等临近省份，新粮种推广也过半，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,上涨了五到六成，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，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，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，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，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。
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,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,不仅如此,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,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?当然是做副食品,然后发展养殖业，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。 ↑返回顶部↑
别小看这—点费用,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，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,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,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，除去各项开支，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，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，而这还只是开始。
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，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,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，不出三两年,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，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，—天的收入将很巨大，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，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，甚至更多。
所以，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,于是方叶提议，可在安徽搞试点,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，看看收费后，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。
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，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，虽然它有些违反了‘公有制分配原则’，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，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，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。
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，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，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，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，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,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,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,也就选择了默认。
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,经过中央多轮讨论，达成了一系列决策,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,增加卡车产量、取消自行车、缝初机、录音机、收音机、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,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,个体经营者,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。
这个上限的设定，其实是为了防止‘投机倒把’，以及囤货居其,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，生产量还没有跟上，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，造成货物短缺。
在具体的限额上，如个体经营者，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,其它如针头线脑、锅碗瓢盆、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，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，国家则不加以限制，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—样有配额，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。
这一变化，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，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，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，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。
整个八月间，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,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，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,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，仅仅一个八月间，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。
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到了十月，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，不仅如此,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，更是翻了两三番。
这个变化，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,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。
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，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,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,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,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,这些人会走街串户，上门推销。
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,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，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，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，但随着货郎上门，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。
一个很简单的逻辑,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，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，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，因为价格、销售数控制等原因,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，但现下不同了，价格降了，限制少了，经营更加自由了。
就比如,假设一个挑货郎，一天卖一包缝衣针，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，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，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,比如头绳、纽扣、缝衣纱线、指刀甲、发卡等等，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,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。
当然，除此之外，国家还以安徽、江苏、江西、河南、四川五省作为试点,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，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.176元，上涨到了0.206元,别看只涨了三分钱，但一百斤就是三块，一千斤就是三十块。
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，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,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，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，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，较1959年翻了整整—番。
同时,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等临近省份，新粮种推广也过半，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,上涨了五到六成，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，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，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，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，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。
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,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,不仅如此,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,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?当然是做副食品,然后发展养殖业，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。 ↑返回顶部↑